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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身影发表后

2019-10-12 22:03:42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红色身影》发表后

:“宋再生的个人照没有,但是他跟家人的合影我有,一共两张,都是在上海照的……”再如,《第一部电台》刚一见报,一位家住上海延吉七村的老人便打来,说他父亲就是文中所称当年“首期无线电培训班学员,当时被抓的二三十人中有他,后来,他又有一些故事,我可以讲给你们听……”

至于更多读者,更多青年读者,则更加热忱关心那些健在老兵的身体健康,衷心祝愿他们幸福安康,并希望能更进一步了解他们的事迹。另有一些“发烧友”,也因为对那段历史非常感兴趣,还提出了一些相对“专业级”的问题。如《小兵沈安娜》一文中,首次提到的中央特科的“小张”是谁?另据知沈安娜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又发挥了很大作用,能再多讲一点吗?现在老人家怎么样?

首先找沈老。

为纪念入党七十周年而摄,沈安娜,时年94岁。 摄于2009年

“小张”就是丘吉夫

说起“参加革命的第一个足迹在上海”,沈安娜老人微笑作答,有了更加生动、细致的追忆。沈老说:“我1935年1月参加革命,随即成为我党早期情报保卫组织———中央特科的一名小兵。这之前,1934年11月,我正在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学习。一天校长点到我的名,当时我的名字是沈琬,推荐我去浙江省政府当速记员。我对那个社会很痛恨,不愿意给他们做事。”沈安娜将她的满心不情愿告诉了三个亲人:姐姐沈伊娜、姐夫舒曰信以及同学、后来结为夫妻的华明之。此时舒曰信和华明之都已是中共党员,并已调入中央特科,直接受“舅舅”王学文的领导。他们就去“舅舅”那里报告。王学文“一锤定音”,说“安娜已有一定反帝、反封建思想基础。让她去浙江省政府,可相机为党搜集情报”。就这样,刚过19岁生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沈安娜表示:“我要革命,我不怕死。”只身一人去杭州“报到”。沈安娜说:“经过一个月的实习应试,我被浙江省政府录用了,正式担任速记员,时常在省政府主席朱家骅近侧做记录,开始了我的情报生涯。不久,我收到姐姐的‘暗语信’,要我回上海一趟。我想,我要给‘舅舅’送点‘见面礼’。我就把我的会议速记记录,还有一些偷出来的、印得不清楚、待销毁的秘密文件,夹在衣服里面,放进一个小箱子,拎着带回上海。姐姐打开一看,就批评我这个‘冒失鬼’。姐夫帮我说话,随手翻了一翻,挑了一些特别重要的,譬如‘围剿’浙江周边地区、包括浙南红军游击队的军事情报,就去送给‘舅舅’。‘舅舅’说:好,安娜一炮打响了。”1945年,曾在上海领导军委和特科工作的王世英,向党中央作了《上海军委及特科工作报告提纲》。《报告提纲》中提到: “如浙江省政府,派沈琬去”。

那么,沈安娜当时是否确知“小张”是谁?她本人的回忆是:“1935年秋天,我姐姐在‘小张’那里‘住机关’,帮他临时‘成立’一个‘家庭’,掩护他。一天,姐姐来信叫我回去一趟,我立即赶到上海。姐夫说,到法租界一个公寓去见‘小张’和姐姐。找到那里,姐姐说,等‘小张’回来,你当面向他汇报。‘小张’很年轻,你就叫他‘阿哥’好了。我猜出这是个假名,但不能多问。后来,‘小张’来了,我就向他汇报,请他指示。”

对于“小张”的身份,沈安娜直到1981年以后才真正知道。“当年听我汇报的‘小张’是丘吉夫。1935年秋天,中央特科被迫结束。当时,王学文根据王世英的指示撤往香港。留在上海的情报工作,就由丘吉夫负责。不久,丘吉夫被抓。以后,就由徐强、李云夫妇领导姐姐、姐夫,并通过他们领导联系在杭州的我们,直到1937年。”沈安娜如是说。

沈安娜一直战斗在中共隐蔽战线

1938年5月,沈安娜与丈夫华明之商量后,决定离开浙江到武汉去找党。经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沈安娜的革命引路人鲁自诚的政治证明,董必武在武汉“八办”接见了沈安娜,并指示:“你可以去找过去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现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要求进中央党部,继续担任速记员。”董必武还指出:“现在,我党对国民党既要团结又要斗争,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图谋。”周恩来在接见时,则再三叮嘱:“此事非常重要,非常紧迫。”他叫沈安娜“要机警灵活,注意隐蔽,既要大胆,又要谨慎”。也正因为“非常重要,非常紧迫”,所以一见到朱家骅,沈安娜就根据党布置的任务,随机应变,不仅得到朱的同意,进入了中央党部,而且凭借3个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介绍“特别入党”,领到印有“特”字的国民党党证,显得非常有来头。靠着这个“硬身份”,1938年10月,沈安娜到了重庆,在中央党部,只要有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政要到会,沈安娜就会作为机要速记员在主席台一侧就座,埋头记下会上的全部报告和讲话、发言。从此以后,沈安娜有时将自己的速记底稿,译成汉字,深夜由华明之负责摘要整编,密写密藏;有时她从印刷股“偷取”印得不清楚的“绝密件”,回家由华明之在小灯下描清、剪边、密藏。然后送交中共中央南方局先后派来领导他们的吴克坚、卢竞如、徐仲航手中。

这些文件传到延安,多次受到上级党组织和领导的表扬。

1939年秋,沈安娜经南方局组织部长“特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41年底,沈安娜正怀孕待产,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策划新的反共图谋的所有绝密件,还是被她拿到。送到延安后,毛主席在情报上作了重要批示。可是1942年秋,直接领导人徐仲航不幸被捕。凭着沈安娜、华明之的临危不惧、斗智斗勇,靠着徐仲航的铮铮铁骨、坚不吐实,他们没有暴露。虽与党组织一时联系不上,但他们拖儿带女,不仅坚守情报岗位,还坚持不搬家。1945年10月,吴克坚最终还是在重庆那个破烂的家里找到了他们。

那以后,他们还是用“流水作业法”,继续提供“国共和谈”、“政协会议”时期的情报,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图谋,受到党组织“迅速、准确”的表扬。1946—1949年,在南京,沈安娜继续以国民党中央党部骨干机要速记员的身份,与华明之一起,在吴克坚情报系统,源源不断为我党提供重要情报。这些情报最终为我党、我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9年5月,根据党组织指示,沈安娜夫妇悄然离开南京,在上海迎接解放。解放后,沈安娜仍然战斗在中共隐蔽战线,没有离开过一天。1983年底,沈、华夫妇同时分别从上海国家安全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离休。2003年华明之以90岁高龄辞世。现在,94岁的沈安娜是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在北京安度晚年。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中央领导同志专门派员看望沈安娜,并亲笔题写慰问卡,祝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节日快乐、健康长寿,党和人民将永远记住她为人民共和国作的贡献。国家安全部、地方国家安全厅局的许多领导和同志们也都用不同方式,对隐蔽战线的老前辈沈安娜表示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沈安娜老人小声说:“我只是党的隐蔽战线的一名小兵、一个幸存者。我感到很欣慰、很温暖。谢谢大家!”

李嘉林烈士

“我父亲是无线电培训班首期学员”

“看到那天报道,看到报上那张‘四成里’照片,我一下子激动起来,就给你们打。”71岁的李来苏,坐在延吉七村家中,话音因为激动有些颤抖,“那事原来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李来苏说的“那天报道”,指的是9月6日《解放》上刊载的“第一部电台”。那篇报道说到了我党第一座电台、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第一部密码的诞生。李来苏说,她父亲李嘉林就是那期无线电培训班学员:“1907年2月17日,我父亲出生在沭阳。他原名李祥麟,字素符,进无线电培训班时用的化名是李国玺。我父亲从小勤奋,写得一手好字。读到高中毕业,因家境贫寒辍学回乡教书。他投身革命是在大革命时期。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当地恶霸投入监狱。反动当局封官许愿,他则将他们硬塞给他的委任状撕碎扔掉。”

李嘉林一生中的最重要一段是在上海度过的。

李来苏告诉我们,1930年,李嘉林来到白色恐怖空前严重的上海。同年5月,李嘉林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调他去文委创办的“现代学艺研究所”,在最初的推选中被圈定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海文化界代表。遗憾的是,工作的变动使得他没能亲身参加那一次历史性会议。那一次会议本报在《神秘的“医院”》中曾有报道。李嘉林与卡尔登影戏院边上的神秘“医院”擦肩而过。然而,正是这一擦肩而过,使得李嘉林加入了我党的无线电通信事业,成为“无线电培训班”的学员。李来苏动情地说道:“父亲对待革命,简单说来,就是为了革命,他什么都能做。当时上海开办无线电培训班,他虽然文科出身,隔行如隔山,还是服从党的安排。”

李来苏给我们看她家中珍藏的相片,其中就有张沈川1980年重访巨鹿路“四成里”的旧照。李来苏说:“因为那一段共同经历,在‘福利公司’事件中被捕入狱的同志大多保持着深厚友谊。我父亲的许多事,我和哥哥都是听他生前战友说的。”李来苏翻着父亲生前战友的来信,翻着父亲在狱中学习时所作的笔记,脸上满是肃穆神情:“1930年12月17日,我父亲跟张沈川他们一起被捕,先是被关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后来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分押4间拘留室,他们乘机相互鼓励,统一口径。第二天,他们就遭到严刑拷打,全都上了老虎凳、鸭儿浮水等,但宁死不屈,无一低头。敌人没有办法,就把他们押解至南京小营子陆军监狱。1931年1月底,他们又被转押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被军事法庭以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了有期徒刑,我父亲是9年10个月。他一直被关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方才被释放出狱。”

李来苏从来就不曾亲眼见过她父亲。只是听父亲生前战友描述,她才知道父亲“瘦长的个子,举止稳重,平时连讲话也很文雅,从不大声大气,看上去全像个‘文弱书生’”。父亲生前战友还告诉李来苏,她父亲在狱中时常与难友作诗唱和,将报纸撕成碎块作棋子下围棋,还辅导同一牢房里的难友学习英文物理。他不幸染上肺病,却将亲人探监时捎来的药品、营养品接济比他更加需要的同志。出狱后,他因严重肺病先回乡休养了几个月。后到陕北,被调入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5月,他又转往马列学院。同年底,“组织上希望父亲出任鲁迅艺术学院政治部主任,父亲要求到抗日前线去,被中央派往皖南,担任东南局党训班主任,专职培养东南地区党、政、军县、团以上干部。”李来苏说。时隔60多年,在东南局党训班学习或者工作过的同志依旧深切缅怀他们的老主任:“理论水平很高。他上课时认真负责,条理清楚,学员反映极好。”

然而,严酷的战争环境、缺医少药的军旅生活日益加重他狱中染上的肺病。1940年,天天咯血不止的李嘉林被新四军军部首长派人专送上海宝隆医院就诊。最终医治无效,于1941年春夏之交病逝,年仅34岁。

李来苏说:“1950年2月,接到一份革命烈士证明书,我们才知道父亲没了,永远离开我们了。我特别伤心。我甚至没有亲眼见过他一面……”

宋再生家庭合影

“宋再生是我外公”

宋再生找到了。本报在9月5日《神秘的“医院”》一文中,特别提到了一位“四号秘查员”宋再生。身为中央特科一员,他秘密打入敌淞沪警备司令部,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的胜利召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始终影影绰绰、模糊不清……”,因为我们一直没能找到一张他的照片。孰料报道见报后,读者吴国麟即电告我们,说宋再生是他外公,他手里留有两张他外公晚年的照片。我们将照片送上海解放后曾与宋再生共事的王征明辨认。王征明确认照片上的老人确实就是宋再生。

《解放》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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